[CH] El conflicto China-Estados Unidos: los retos de su interpretación

Arturo Oropeza García, vicepresidente del Instituto para el Desarrollo Industrial y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IDIC).

[CH] El conflicto China-Estados Unidos: los retos de su interpretación

中美冲突:理解的挑战

 

阿图罗·奥罗佩萨·加西亚(Arturo Oropeza García)

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院(IDIC)副院长

 

近几十年来,中美之间的明显分歧成为大众的焦点:其性质及对全球秩序、区域一体化、国家计划的影响是什么?

 

一、

在起源上具有争议的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前景,是大众关注的焦点。然而,它所涉及内容的复杂性和潜在影响限制了国际行为主体和学术界对此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

毋庸置疑,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话题。与亚洲相比,饱受质疑的西方世界已向我们展示了在近几个世纪以来,它未能成功理解一个东方大国,而是在这个多变的时代选择逃避对它进行定义。

西方世界没有处在最好的时刻,充斥着人们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它的未来似乎变得不确定,这恰恰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或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相反,那时人们期待的是一段漫长历史的终结和再无争霸比拼的西方至高权力时代的到来。

在临近的过去没有可进行对比的例子。由于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没有出现有关文明或文化的讨论。英国曾试图像十九世纪那样掌控二十世纪,然而,它与德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对峙基于地缘政治起主导作用的背景,在这样的形势中,势均力敌的国家争夺经济权力和全球政治领导地位,与前几个世纪的情况相同。与苏联的分歧随着世界战争而日益增多,出现了一种具有西方起源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一个国家(俄罗斯)的思想,尽管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领土都在亚洲,但它却以欧洲国家的形象立足世界。

中美之间的对抗在2020年尤为突出。这导致全球社会出现了极大的不安,充斥着疑问却只有极少的回答,人们对冲突的规模和性质、争端的目的以及对手的强弱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这对受到新冠疫情打击的国际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世纪以来难以解决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已证实了它的局限性。

 


-2020
年中美矛盾尤为突出

 

国际社会缺少诠释中美矛盾的能力。这主要影响了美国,也影响了未能理解文明(东亚)摇篮作用的西方秩序。自十九世纪双方第一次对抗以来,两个文明间的冲突就没有得到解决,最后以双方做出承诺结束。

 

二、

中美历史上存在的矛盾呈现在不同的背景下,而对于具有不同属性和不同历史背景,无法相互理解的两个强国的碰撞,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短期的分析无法让我们充分解释两国用不同方式争夺霸权的矛盾。应从长远的角度来理解中美矛盾,包括其重要性、意义、假设的有效性和根源。尽管如此,中美两国进行霸权争夺可以追溯到两个多世纪以前。

十八世纪,中国曾试图在有限的亚洲范围内保持霸权地位,甚至打算(徒劳地)对敲响中国大门的国家保持领导权。十九世纪亚洲衰落时,美国试图把在屈辱和条约中与西方世界碰撞的中国占为己有。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以西方霸权为主导的文明与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弱势亚洲国家文明的第一次碰撞。

在二十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中国的逐渐衰弱中得到巩固。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跌至5%左右。在那之前,它的全球经济领导力占比接近90%。

从二十世纪到今天,美国一直捍卫自己的利益,并试图阻碍中国的崛起。为此美国在世纪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27年支持国民党以及支持1949年以前的中国民族主义;1950年至1953年卷入朝鲜战争;1950年至2020年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峙,实施打压政策;在2011年实施亚洲枢纽变革战略及其他联合政策和策略。

因此,面对中国奇迹般地意外苏醒(特别是在近十年里),本世纪有待讨论的问题是捍卫美国下降的霸权地位和崛起的中国重返世界领导地位。本文着眼于权力的属性(及其行使的意愿),中美两国都以一种摆动却得以维系下去的方式保持着这两个世纪的发展。该问题的难点在于理解支撑着这些属性的文化及文明的多样性。

 

三、

为了解决身份认同和认识论挑战的矛盾,可以采取避免重复犯错的战略。以美国为例,它对中国的理解基于惊讶和无知,就像十七世纪的常态一样;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表现出了蔑视和至高无上的态度。不久前,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723日的演讲中提到一种观点1,认为美国对抗的是一个继承了苏联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问题一直是基于西方普遍主义思想来看待的,通过这一思想来判断中国,从迟缓的相对主义角度否定它的制度,从而妨碍了人们认清中国的现实并确立两者间的差异2。与许多美国政治家一样,以蓬佩奥和特朗普观点为代表的美国不断陷入这种错误之中,浪费了可以更好地了解亚洲对手的机会。从1950年至今,美国对中国的不屑一顾使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对中国民族和国家的质疑不是刚刚兴起的,安圭亚诺(Anguiano)指出,最初对中国千年历史的研究就起源于美国和西方。但是,政治意愿对它的内容展示出明显的惊讶和怀疑。学术界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在世界是与一个儒教国家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打交道这一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例如,福山(Fukuyama)认为,与之前相比,1978年以后的中国更像是真正的中国。他也指出,当今的公务员没有继续遵循清朝的聘用仪式,也没有留辫子。他们不学习儒家思想的书籍,而是查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各种工程类书籍以及西方商业文学。他补充道,毛泽东思想依然在反复提到。因此,如果观察中国政府的本质,那么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连续性会令你感到惊讶。3

 


-
中国的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民主不是一种威胁

 

然而,福山承认苏联模式的中国是一个高效的国家,牢牢掌握着发展战略,例如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不断参与到发展中。他还认可有一些理论将这一成功归因于节俭和讲道德的亚洲文化价值观。当问到“亚洲国家这个特别的力量从何而来?”时,他承认中国、日本和韩国从根本上具有坚实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共有的文化基础,被包含在世界上最同质的要素中,这早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就产生了4

在不可否认的矛盾中(正如前文提到的,与西方政治和西方经济理论无关),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1991年在政治和经济上失败的十五个前苏联国家不同,它是高效的,它的文化具有地域性,在西方文化到来的前十七个世纪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就其古老和深度而言,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与西方文化在文字、古代和原始故事等方面相提并论的文明。于连说道,“相对于西方人文科学的传播及其所涉及的范畴,中国有着最远的显性文化距离。”他补充道:“中国已经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并为它过去的富饶感到自豪。因此,它不应该轻易地屈服于全球化的规范中。5中国的异化和西方一同起源于卡尔·雅士培(Karl Jaspers)的轴心时代,但它们所走的不同道路使它们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没有好坏差别;只有分歧,正如于连所说的那样,对这一问题的认同使美国有机会借鉴亚洲来审视自己,改善或着手解决悬而未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议程中的重点,而不是落入对霸权的渴望和简单的比较中。

在这种分析方法中,明智的做法是牢记冲突远非双边的。正如一众专家(约翰逊,亨廷顿,马凯硕,潘卡伊,沃格尔)指出的那样,东亚文明包括日本、中国和韩国,或多或少地向东盟十国延伸。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表明,追踪以日本为首的自1868年以来的经济活动,就足以理解这不是个例,也不是经济和政治成功的巧合,更不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成就。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西化进程是它们转型过程中重要部分。这个过程远未结束,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以特定方式破坏其儒教、佛教和神道教的属性,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凝聚力的来源是道德,对家庭和社会的尊重是对孝顺的继承。

 


-日本和韩国的西化进程没有破坏儒教、佛教和神道教。

 

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大背景下,当提到东亚国家成功控制疫情这一问题时,韩国哲学家韩秉哲(Byung-Chul Han)引用日本经济大臣麻生太郎(Tarō Asō)的声明,认为原因就在于mindo,即“人民的文化水平”。他补充说,成功的X要素(在西方不控制的情况下,无法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成功),“无非就是公民职责、共同行动和对他人的责任。”他还说道:“在疫情中,西方的自由主义体现出来的就是软弱” 6。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东亚国家每百万居民的平均死亡人数为5人,而发达国家的死亡人数则要比这一数字多得多72020年新冠疫情在各地区对经济的影响分别是:中国将增长2%左右,东亚将不会降低增长,而美国预计为-8%,欧元区国家预测平均值为-108。从这个角度讲,亨廷顿的警告大有裨益:“在新时代背景下,文明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基于这些文明的国际秩序是抵御世界战争最有力的保障”9

 

 

1. 1949年,蓬佩奥谴责中国,认为中国是前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继承者,在没有正确了解中国异位的情况下,他声称中国共产党是正面敌人,在自由世界和极权主义对抗的框架内,必须拯救西方世界和中国人民。对于上述内容,于连解释道:“共产党承担着权力的传统职责,如同在处在官吏时代”; 也就是说,它的性质是儒教的,而不是苏联的(弗朗索瓦·于连,《中国给人的思想》,巴塞罗那Anthropos出版社,2005年,第26页)。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在中国最受尊敬的专家之一,他提出“中共第一批党员是否完全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含义”这一问题,并回答道:“这还不为人所知”(费正清,《中国,一个新历史》,Andrés Bello出版社,圣地亚哥,1996年,第336页)。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向美国战略家提问,多少百分比的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感到担忧,以及多少人对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到担忧。他肯定答案会令很多人感到惊讶。他总结道:“当美国战略家从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这一事实角度出发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才是美国真正的挑战”(马凯硕,《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优先的挑战》,Affairs出版社,纽约,2020年,第7271页)。

2. 弗朗索瓦·于连,同前引书,第24页。

3.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落: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公司,纽约,第372页。

4.同上,第335-336页。

5. 弗朗索瓦·于连,同前引书,第24页和第35页。

6.韩炳哲,《为什么在疫情中亚洲的表现要好于欧洲:秘诀在于文明》,国家报,20201026日。

7.马凯硕,《东亚的新优势》,Project Syndicate2020722日。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量,20206月。

9.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置》,Paidós出版社,巴塞罗那,1996年,第386页。

 

Agradecemos por la traducción a la Cámara de Comercio de México en China (MEXCHAM). 我们感谢中国墨西哥商会的翻译支持